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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5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我们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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