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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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07-19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唐宋八大家上书技术哪家强?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的人们,求关注、求重视、求互粉、求解释、求就业、求上位等,已经有了简易轻松可乐的新平台、新手段。种种情形表明,书信写作,很多人已经遗忘甚至于压根就不会了,热闹的饭局和最喧嚣的社交活动,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至爱。   显然古代人们最喜欢的还是书信社交模式。以唐宋八大家为例,这些大家们诗文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仅上书一类文章,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些上书从种类上看,几乎兼具前述各类求关注之功能。   柳宗元上书为刘禹锡求情,见于韩愈为柳所作墓志铭,足见柳氏之深明大义,“士穷乃见节义”;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后,苏辙为兄求情上书,正所谓“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而欧阳修、王安石们的上书,真能上达天听,真能影响皇帝,甚至于真能影响历史;哪怕沉在唐宋历史角落里最低调的大家曾巩,也在务实干事之余,每每上书皇帝,倾诉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   不过,从较为纯粹的文学史角度来看唐宋八大家上书,辨识哪家上书技术更强大,恐怕还是难以忽视历来受世人瞩目的唐宋八大家文章等相关选本中“出镜率”较高的那些篇章。毫无疑问,非韩愈、苏洵莫属了。   韩愈、苏洵上书技术,正所谓各有千秋,几乎难决高下,恐怕也对现代人最具启发性。   当韩愈登进士第以后,根据唐朝的制度,中进士之后还需再考中博学宏词科,才有做官机会。这位仕途蹭蹬之士居然三试不中。韩愈同学把应试后的全部精力,饱读诗书的全部智慧,他时文写作的全部才艺移之于上书,公元795年(唐贞元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七日、二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他连续3次给宰相赵憬、贾耽、卢迈等人上书。对于三篇上书之文,虽然后世不免汲汲于功名之讥,但其文学的光芒则令人不敢迫视。其实在一个自来官本位意识很浓厚,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唯一现实门径的社会里,作为积极入世的儒生,大家谁也不必“装外宾”、“装现代派”,又有多少人能不走博取功名之路呢?   不说人生态度说写作艺术吧。正月二十七日上书,从正面入手,自称读书著文,合于尧舜之道。呼吁“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鼓励宰相们学习孟子“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又实事求是地谈到了自己“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的窘境。作为第一次上书,想让人家更多地了解自己,他没有过多地玩弄文学技巧,实属中规中矩的吁求之书。   二月十六日又上书,韩愈老先生则进行了旁敲侧击,不啻是一篇“救人式”宣言。开篇就说“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只有再上书了。并以救人于水火之中自喻,吁请宰相们施以援手“往而全之”。   三月十六日再上书,退之先生更是搬出了周公为了人才“吐哺握发”的榜样。说周公急于见贤能之士,一餐饭三次停下来见人,洗一次头三次把解开的头发握在手中。尤其是将周公时代与当代相比较,皆是无尽的才思排闼而来,而两段中行文仅易数字,则周公“榜样的力量”呼之出矣!   三篇上书,篇篇奇文,互不相犯,各尽其妙。无愧于唐宋八大家上书类文章典范了。   苏洵五篇上欧阳修书,亦颇有可观,每书无不精当,亦是精彩上乘之作。如果没有“韩愈上书在前头”,苏洵之文想必影响还会更深远。然而韩苏相比之下,苏文的光芒多少因失之于琐碎而略显暗淡了。然而就此断言韩愈上书技术更强,那就大谬不然了。   正所谓既要看广告又要看疗效。上书这事呢,也是既要看文本自身的优劣,又要看实际效果的。   如果说从写作技术看,韩愈文章更深入人心的话,那么从当时的实际效果看,苏洵之文则实属“金不换”了。欧阳修力荐老迈的苏洵出仕,欣赏其子苏轼、苏辙的才学,尤其激赏苏轼文章,最终成为苏氏父子的老师和恩人,或许苏洵的五篇“上欧阳内翰书”功不可没。   苏洵的上书,首先是对象选择得准。在第一次上书中苏洵说他所慕望爱悦之人有包括范仲淹、富弼、用度欧阳修等人在内的当朝六君子,但他坦陈,独独认准了欧阳修“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或许是苏氏父子运气更好吧,他们一走出蜀中,就遇上了爱才识贤的欧阳修。而韩愈则显然看走了眼,看来,当时的三宰相赵憬、贾耽、卢迈之徒,与我们今天的某些官员简直是同样傲慢。根本就无心识才荐才。“书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更是表明他的千古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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