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次数：1408996 已用完请联系开发者* 回家过年让自己不再是那个疲惫的异乡人

时间：2022-07-15 来源：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一）　　二十年前，我刚从学校出来时，有两年找不到工作。　　当时就业渠道很单一，除了比较优秀的人自有出路，在我们那小城，到父母单位找个落脚点，成为很多人选择。虽然“接班”这个概念已经被废除，但解决职工子弟工作，似乎还是各单位的一项义务。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先混进父母单位，占个位置，只要关系过硬，慢慢等，总能等到入编转正的机会。　　重要的就是“关系过硬”四个字，够得上的自然顺风顺水，够不上的，主管领导就会嗯嗯啊啊的，毕竟这种事儿不成文，办不办在他们两可之间。　　有人高瞻远瞩地看到这一点，即使不为自身发展，为子女铺路，也要和领导搞好关系。我见过最“成功”的一个人，将孩子全部送进政府机关——当时做公务员还不用考。　　那时候我爸才知道，他过去把所有可以犯的错都犯了。　　我爸性格耿直，并且以此自矜，阴差阳错的，也当上一个小部门领导。有次他陪大领导出差，差旅费由他所在的部门出，领导秘书暗示他住得好一点，我爸显示出了朴素的农民本色，说：“好赖不过一宿，睡哪儿不是睡。”结果他选的廉价招待所安保极差，半夜里进了贼，把领导放在床边的一条裤子给偷走了，领导只得另外拿一条裤子来穿，一路上脸色都不怎么好。　　我爸当时一笑了之，等到我要找工作了，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且不说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我爸性格原本也没有那样一个弹性。他叹口气，说，老在家里呆着也不行啊，要么，你在到我那儿干点杂活吧。　　于是我就去了我爸单位，跑个腿外加捆扎杂志，月薪240元。我爸对我说，如果有人问你在这里干嘛，你就说临时帮个忙。　　有一次，我爸的一个朋友晃到我们办公室来。他果然问了，我也按照我爸交代的口径答了，那叔叔一向说话没正形，又把我当孩子，便怪笑一声道：“帮忙——不添乱就不错了。”说完扬长而去，我倒也不觉得怎么受伤，因为他说的是实情。　　我只是觉得很有压力。我多次写到过那段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担心自己永远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此坠入社会最底层——我上小学时经常路过一条街道，路边是低矮黑暗的庵棚，住在里面的人脸和衣服都脏兮兮的，漠然地看着过往行人，那种惨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习惯于过早预警，任何事都会朝最坏处想，我是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迫不及待地为未知担忧，是我各种内耗里最无谓的一种。　　　　（二）　　就在那期间，我发表在某报的一篇文章获了全省副刊作品一等奖，以此为契机，和省城一位女编辑成了朋友，有天我去看她，得知有一份即将创办的报纸正在招人，号称年薪三万。我过去在《随笔》《散文》《萌芽》等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作品，年少无畏，就跑去报名。之后的面试我表现得也还不错，顺利入选。1998年10月15日，我离开家乡，前往省城。　　离去前我和我爸都觉得扬眉吐气，我们不用再去求任何领导了。来到省城，我才发现未免高兴得太早，女友即将去北京和未婚夫团聚，在这个城市，我举目无亲。在报社附近的巷子里租了个房子，二三十平方，楼道里没有灯，结构又很怪异，门口一丝光也透不进来，白天就不说了，晚上真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要打着手电筒找钥匙开门。　　有天晚上，有人砰砰砰地敲门，我问是谁，回答说是警察。我打开房门，还真是两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跟我要暂住证，我说我不知道要办这个。他们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是报社记者。　　也许是我脸上的诚实，和我摆得满满当当的那俩藤制书架让他们相信了我——有个年轻警察一进屋就在打量那个书架。他们神情和缓下来，说，想不到这里还住着一个“大记者”，提醒我注意安全，有时间就去办个暂住证，就客客气气地出了门。我关上房门，余悸未消。　　更大的压力，来自工作。我过去写的都是散文，新报纸没副刊，我要去做社会新闻记者。干过这行的想必了解，这个职位，考验的是综合实力。而我在这之前，连消息和通讯都分不清。　　我买了一辆自行车，骑着去土地局采访，寒风在耳边呼呼地吹，耳朵和手指都刀割般的疼。我出来时没想起来戴围巾和手套，让我慌慌张张的原因是，我不大有信心在这个上午，赶到土地局。　　我一向路盲，在这个城市里更是两眼一抹黑，楼群成片地在我眼前闪过，那些道路的走向，跟地图上显示的，怎么老不一样？　　好容易找到土地局，宣传干部拿来大摞材料，我找不到能让人感兴趣的内容，勉为其难地写了两个三四百字的消息，然后并不意外地被总编室告知，它们在第一个环节就被毙掉。　　考核标准下来的第一个月，我的工分倒数第一，第二个月报社有了新动作，要将记者赶到下面的城市去，我被指定去往一个北方城市。　　我来到当地的宣传部和报社，一无所获。有个好心的老记者拿出他刚发在本地报纸上的稿子，说，你就把这个改写一下吧，帮我带个名字就行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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