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生死
时间:2022-07-06 来源: 作者:[db:作者]  浏览次数: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向往宁静、遥远、孤独的,另一种是喜欢热闹、多样、扎堆的。前一类人,像中国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一种人,不用举例,绝大多数人都属于这一类。
一个国家有多少人住在城市和大城市,本质上取决于上述两类人的数量,这首先与性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职业。在一个农业社会,农民即使想在城里生活,也不可能每天往返于农田和酒楼之间,更不可能在城里找到工作。现代社会,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已经超过90%。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国家越富裕,知识(包括技术、信息和创造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越大。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通过社交传播知识。同时,我们也从社会交往中获取知识,从而成为更好的知识生产者。换句话说,曾几何时,再喜欢热闹的农民,也不得不住在农村,与土地作伴;现在,性格内向的教授最起码要和别人交流。
另一种人性是喜欢多样化,而不是单调的生活。只有城市才能提供这样的多样性,大城市才能提供更多样的文化,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原因在于,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应商的市场中,每一个生产者都只能为某一个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用担心做不了生意,因为在大城市,有足够多的具有某种偏好的消费者。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不仅城市生活可以丰富多彩,而且人们可以积累专业化生产的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专业化程度反过来提高了生产者的竞争力和城市生活质量。
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是高房价?什么是城市病?给定土地和住房的数量,给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房价和城市病就是消费者在大城市生活所付出的代价。除了购买消费品和服务时直接支付的钱,人们还通过支付大城市更高的房价,获得了一个接近这个多彩世界的地理位置。
在一个大城市内,中心城市是生活最丰富的地区,因为它向四面八方延伸。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抢占中心城市的位置,挤出中心城市的生活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住在大城市的郊区,每天花一个小时在郊区和市中心之间来回奔波,这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而付出的代价。如果想离工作地点近,买贵一点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够高,多花点时间在路上。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
大量企业聚集在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为的是方便沟通。那么,有没有可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面对面的需求减少了呢?例如,人们可以在家工作,通过远程通信与同事和客户交流。和朋友交流,人们可以打电话,发微信。但实际情况是,线下和线上的交流不是“替代”,而是“互补”。比如微信好友,就是以前见过面的朋友。一开始他们会通过微信和一个人交流,然后面对面讨论效率更高。
线上交流其实会催生更多线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只是省去了和某个特定朋友见面的次数,却可能催生出认识更多人的需求。不用说,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费方式多样化了,越来越多的东西是互联网满足不了的,包括听演唱会、音乐会、艺术展,包括所有的体验经济。即使人们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这样的消费也只能在特定的咖啡馆环境中进行。
一个全球性的趋势是,“消费型城市”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正在成为其对人口迁移的吸引力。收入水平提高后,新增的消费需要满足和体验更多。你会看更多的剧和电影,花更少的时间在家看电视和CD。你也会多参加化装舞会,多去健身房,少在家和朋友网上聊天。如果我说的不对,那么,你不会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大钱,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商学院,而不是在网上看教授的视频。如果我说的不对,你不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搬到大城市,他们要支付昂贵的房租才能住在大城市的中心。这些人并不愚蠢,相反,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不久前我参加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会结束。更别说中国还处于城镇化刚刚超过50%的阶段。即使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也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80%。人们仍然聚集在大城市。一些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和多伦多,仍在扩张,而不是萎缩。要理解其中的奥妙,只要看看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就知道了。越发达的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越高。
所以,不要认为目前北京上海市中心外迁的趋势是永久性的。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希望改善住房条件,通过住得更远来住得更大,这是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但这种迁出大城市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终结。在东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搬回中心城市。真相如前所述。
的,人们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以获取知识、信息和技术。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公共政策吧。人们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扩张所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拥挤和污染。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拥挤和污染,恰恰是人们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生活品质所付出的代价。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先说“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之后才说“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个次序的先后是有含义的,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措施,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而不是去逆转这些规律。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内作为应急措施。即便这样的应急性的控制人口政策,也只能适度缓解人口增长的速度,而不可能让特大城市的人口负增长。更不应该通过加强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来增加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成本。从长远来看,正确的政策只能是适应人口增长的趋势,不断地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在不妨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缓解拥堵和污染的问题。而在当前经济不太景气的背景下,这样的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回报的投资。